汉武大帝国有化几致西汉灭亡，神奇“罪已诏”延香火挽一世英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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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州日知 乐儿
汉武大帝刘彻，东并朝鲜、南吞百越、西征大宛、北破匈奴。
历史评价，雄才大略，荣耀一生。
他在位前40年奠定了中华民族基本疆域，汉朝也达盛世，历史上汉武秦皇并列。
的确，千古一帝秦始皇做的，汉武帝也毫不逊色，但是，也是在他位上期间，汉代盛极而衰，没有逃脱他的臣子董仲舒所警告的“五代而衰”的魔咒。
西汉建国后，从刘邦、惠帝、文帝、景帝到武帝，已及5代。
汉初，前4代皇帝都行黄老之治，经济上轻徭薄赋、开放自由，使工商业大发展，经济空前繁荣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形成自秦统一以来第一个盛世。
当时，全国已形成关中、巴蜀两大商业城市，稍次之有3河，及再次之8大都会。
长安规模宏大，已有东西市，并由专门官员三辅都尉管理。
众多大商人财富达到“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”之盛况，并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，汉文帝以“露台之产”界定，后世统称之为“十金之家”。
汉武帝16岁登基，如同“富二代”一般，总是很自然地要挥霍父辈辛 苦攒下的财富，且并不会觉得有何不妥，反而以为这样才能成就大事，才算潇洒人生。
而且，汉武帝自许雄才大略，有远大理想，立志要作圣君，境况就更不一般了！
当然，通向圣君之路，要办大事，立千秋之业，万世之功，基础是经济，关键是银子。
汉武帝倾整个国家之财力与物力，与匈奴进行了上百场大大小小战争。
尽管先人留下的积蓄用于军费开支已捉襟见肘，但汉武帝依然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。
如同秦始皇一样，汉武帝也是一个在京城里呆不住的主儿，到处出巡，一支由数万人组成的庞大队伍， 所过之处，地方无不为之叫苦。
由于招待不周，许多地方官甚至惧而自杀。
为了夸饰天朝盛世，汉武帝设肉林酒池款待四夷宾客，长年不断的流 水席上，还有规模宏大的演员阵容表演各地乐舞和马戏。
至于那些前来归附的部族首领，则无一例外地予以丰厚赏赐。
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钱，即便是一座金山也有用塌之时，何况大汉朝的国库并非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阿里巴巴的山洞。
当祖宗积下的财富被汉武帝挥霍一空，按照祖制从民众那里征收的赋税仅仅是杯水车薪时，汉武帝面临的最严竣、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再开财源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维持这个庞大帝国运转，才能维持他本人的品质生活。
这种背景下， 汉武帝知人善任启用了贴身亲信桑弘羊， 对这个商人家庭出身，又精于算计的身边人， 汉武帝把为国敛财的重任交付给了他。
桑弘羊没有辜负汉武帝厚望，元狩3年 （公元前 120 年），汉朝开始盐铁改革。
盐铁改革，一言以蔽之，核心就是实行盐铁国家垄断，把大量民间经营的盐铁作坊收归国有，开启了大汉朝规模宏大的国有化运动。
盐铁专营由国家垄断经营，产量由政府下达，而铁官为了完成任务，往往热衷于生产大农具， 民间真正需要的中小农具却很少生产，产销根本不对路，价格也斗升。
这样，原本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盐铁，竟然成了一部分贫民眼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，与盐铁无缘的贫民只得像远古时代那样用木器和双手耕耘。
至于没盐，那只得淡食了。
不过，盐铁专营， 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：原本空荡荡国库，一下子有了汹涌而来的源头活水。
盐铁国有化之后的种种弊端， 卜式看到 了，民众更看到了，但汉武帝没看到，或者说不愿意看到。
当时的富翁卜式，曾想方设法大胆向汉武帝多次提出不同意见， 结果为汉武帝所恶。
桑弘羊显然是看到了的，但他假装没看到，他需要看到的，仅仅是汉武帝的满意。
在一个只对上负责——这个“上”，很多时候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君主——的年代，桑弘羊也好，或者他崇拜的商鞅和李斯也罢，他们所施行的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改革， 其最终目的 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满足最高统治者的需求。
至于人民的疾苦与批评， 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牛矢马溺。
但是，很快，盐铁专营聚揽来的钱也不够汉武帝花了。
不久，张汤即建议并推行“初算缗钱”。
“缗，丝也，以贯钱也。一贯千钱，出算二十”，即按照2%对商人现货现钱征税，类似营业税及附加费。
3年后，将税率提高到60%，同时，颁布告缗令，奖励告发偷税漏税之举。
而且，算缗范围扩大到民田、房宅、车船、畜产和奴婢等一般财产之上，由营业税变为财产税，以掩饰侵夺商贾之财的目的。
“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设，后告缗遍天下，则不商贾而有积蓄者，皆被告也”。
武帝为保证告缗令的实行，特派酷吏杨可负责，并指派御史廷尉副官到地方监督执行。
缗钱令成为任意侵夺富民大户财产之策，自然是“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馀顷，宅亦如之。”
这样，中央财政充裕，“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，用益饶矣”。
可以说，缗钱令的实施，即是西汉将私人财产全面国有化的过程。
短短3年时间，这一新政就搞得全国中等 规模以上的工商业主破产，
缗钱令还制造了另一种尾大不掉的势力和对抗群体，这正是其导致汉代由盛转衰经济学上原因。
社会于是缺少了通过中间阶层进行自我调适的可能，两极分化严重，上下对立很容易转变成对抗，社会动乱频繁。
缗钱令后，在大汉朝国有化运动中，另一项新经济政策就是平准。
平准常常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 起，那就是均输，它们合称为均输平准。
均输平淮，可谓最大规模国进民退。
这项新经济政策的始作俑者也是桑弘羊。
其具体做法是，规定凡是要向朝廷贡物的各郡国，均按照当地市价，把贡物折合成银两，购买当地出产的土特产，上交给朝廷派置的均输官，均输官再运到其他不出 产这些土特产的地方高价销售， 以获取利润。
至于平准，是在均输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由国家 来控制全国的商业：朝廷在京城设立一个从属于大农的机构，称为平准。
各地均输官手里的土特产，除了一部分高价抛售外，还有一部分运往京城。
正是有了这源源不断的财政收 入，汉武帝才可以四方用兵，四海巡幸。
但是，这些经济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，就像一个人天天食用有毒食品一样，随着时日迁延，虽然身强体壮，终归也会慢性中毒。
伴随着大汉王朝国有化进程，是稳步增长的财政收入暂时掩盖了潜伏于稳定之下的动荡因子。
一方面，商人因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而气息奄奄，大多数商人不愿意也无能力继续经营，“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 之产业”；
另一方面，一些看似只是商人遭受损失，必然殃及池鱼，波及到普通民众。
这场以国家利益为华丽外衣的改革，最终为其买单的是全体国民。
国家和皇家固然收益甚丰，但这无疑是一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。
《史记· 平准书》就指出：“商者少，物贵。 ”
惜墨如金的《史记》，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详细记录当时的一项新经济政策。
经济国有化等多项改革下，商人从藩商开始变为朝商，商人不得不寻求同忠于皇帝的官员合作，工商化的发展再也没有开始的机会了，普通百姓通过经商致富和进入权贵阶层的机会越来越小，终致贫者愈贫，富者越富，中产完败。
同时，官员也因看到商业的巨大利润而加入到经商聚财的队伍中，于是，“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”的观念盛行，土地兼并愈烈，强化了佃农和豪强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，官商乘机发展成新的地方豪强，最后要了西汉王朝的命。
汉武帝晚年，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，已然沦为一个气息奄奄、百疾丛生的病夫。
元封4年（前 107 年），仅关东地区的流民就多达200多万，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0%，其民生之多艰，不难窥之一斑。
进入公元前2世纪后期，农民起义在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关东成为星星之火，并迅速蔓延。
司马迁写道： “而吏民益轻犯法， 盗贼滋起。 ”
盛世而有农民起义，可谓对盛世的最大讽刺。
汉武帝和秦始皇其实已经相差不多了，但秦朝之所以亡，汉朝之所以兴，在于汉武帝“晚而改过，顾托得人”。
汉武帝的《轮台罪己诏》重启汉初“黄老”思想，无为而治，恢复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并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才延续了大汉的命。
《轮台罪己诏》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、保存完整的“罪己诏”。（全文附后）
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！
汉武帝治国虽然犯下大错，但是，能在晚年知错而改，后人几人做到？
和他并列的秦始皇晚年如果有刺警悟，历史或许就不同了。
现代人都明白，最好的国家应该是藏富于民，人民是否富足而幸福是国之根本，与民争利的国富很危险，国家和社会很难实现长治久安。
汉武帝之前，中国就有很多不逊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论述。
2600多年前的管仲说，为政之道，就是“不扰不烦，而民自富”。
范蠡以《黄老帛书》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，吕不韦搞的《吕氏春秋》强调，要放任自由，要清静守法，经济才能发展。
强权实行财富分配以及通过武力来实现权力和财富分配，这种权力-暴力文化容不得工商文明这棵苗长大，容不得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、独立思考、自由发展的权利。
但是，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管制，离不开一定的集中管理，也就离不开官文化的干预。
简言之，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之间必然需要一个最佳的关系。
究竟是当官的来适应市场呢，还是市场来围绕政府的意识活动？
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成功证明，一个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政府按市场原则行事，遵守主权在民、为民服务的管理宗旨，让社会经济按自由、平等、契约、法治原则行事。
历史镜鉴，不蹈覆辙。
前有司奏，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。
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。
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，危须、尉犁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，发畜食迎汉军，又自发兵，凡数万人，王各自将，共围车师，降其王。
诸国兵便罢，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。
汉军破城，食至多，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，强者尽食畜产，羸者道死数千人。
朕发酒泉驴、橐驼负食，出玉门迎军。
吏卒起张掖，不甚远，然尚厮留其众。
曩者，朕之不明，以军候弘上书言“匈奴缚马前后足，置城下，驰言：“秦人，我匄若马。”
又汉使者久留不还，故兴遣贰师将军，欲以为使者威重也。古者卿大夫与谋，参以蓍龟，不吉不行。
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、御史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郎为文学者，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、赵破奴等，皆以“虏自缚其马，不祥甚哉”，或以为“欲以见强，夫不足者视人有余”。
《易》之卦得《大过》，爻在九五，匈奴困败。公军方士、太史治星望气，及太卜龟蓍，皆以为吉，匈奴必破，时不可再得也。
又曰：“北伐行将，于鬴山必克。”
卦诸将，贰师最吉。
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，诏之必毋深入。
今计谋卦兆皆反缪。
重合侯得虏候者，言：“闻汉军当来，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。
单于遗天子马裘，常使巫祝之。
缚马者，诅军事也。”又卜“汉军一将不吉”。
匈奴常言：“汉极大，然不能饥渴，使一狼，走千羊。”
乃者贰师败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
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忧民也，今朕不忍闻。
大鸿胪等又议，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明封侯之赏以报忿，五伯所弗能为也。
且匈奴得汉降者，常提掖搜索，问以所闻。
今边塞未正，阑出不禁，障候长吏使卒猎兽，以皮肉为利，卒苦而烽火乏，失亦上集不得，后降者来，若捕生口虏，乃知之。
当今务，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。
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，与计对。
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,不可追悔。
自今事有伤害百姓，糜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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